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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5名日战犯出庭受审全部认罪

  

  这片深色外墙的建筑,即是当年关押了近1000名日本战犯的抚顺战犯管理所。抚顺战犯管理所供图

  9月3日,是大陆首个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”。两月前起,国家档案局就以每天一人的方式,公布45名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。

  1950年起,1000多名日本战犯关押在抚顺、太原两地的战犯管理所,接受教育改造,其中45人,于1956年出庭受审。45人全部认罪,有的甚至求死谢罪,在国际审判中史无前例。

  中国政府没有判处一个日本战犯死刑,刑期最高的仅20年,至1964年4月,所有战犯获释。归国后,他们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,以坦诚和勇气,为“中日永不再战”奔走呼号。

  这1000多名战犯,有900多个从抚顺战犯管理所走出——这里是日伪时期的监狱,也是改造战犯“奇迹”之地。

  京华时报记者李显峰发自抚顺

  中苏边境秘密交接

  周恩来总理的要求是:“一个不跑,一个不死”。

  63年后,站在绥芬河站,赵毓英的脑海里,涌现1950年夏天来这里执行秘密任务时的情景。

  那时的绥芬河是个边陲小镇。火车站站房像座小教堂,不远处的山坡上,绿树掩映着一些苏式房屋,其余是清一色灰的砖瓦平房或茅草屋。铁轨向苏联国境延伸,登高远望,异国的村庄依稀可见。边境看上去安宁,却又弥漫着那个年代的紧张气氛。就在一个月前,朝鲜半岛爆发战争。

  赵毓英那年21岁,身材高挑,是护士长。1948年,她在沈阳就读盛京医科大学的高级护理专业,1949年,该校并入中国医科大学,1950年夏,她提前毕业。

  7月的一天,赵毓英被学校通知,前往抚顺战犯管理所报到。任务很快传达下来。接东北公安部通知,管理所派出1名医生、3名护士、3个翻译,到沈阳与工作团汇合。7月14日,工作团30余人从沈阳出发,日夜兼程抵达绥芬河。

  工作团的任务是,接收969名苏联移交的日本战犯。周恩来总理的要求是:“一个不跑,一个不死”。

  这969名战犯,在苏联服了5年的苦役。二战结束后,被押送到苏联的日本战俘约有60万人。一般士兵服役5年后,被遣返日本。其余3000人被定为战犯的滞留苏联,其中2000人,已被苏联军事法庭宣判,剩下的969人便是引渡对象。

  引渡仪式在7月18日上午举行。绥芬河站的宽轨上,停着17日夜间抵达的一列苏联闷罐货车。窄轨上停的,是中方的绿皮客车,设有座位,窗户糊着报纸。

  赵毓英站在接收队伍里,看到战犯们一副狼狈样。“下车时,阳光晒得他们睁不开眼睛。天气炎热,苏联闷罐车像桑拿房一样,把战犯们热得汗流浃背。他们衣衫不整,有的故作镇定,却掩盖不住惊恐的神色。”

  赵毓英有过亡国奴的童年经历,执行这个任务让她特别解气。“过去压迫我们中国人,残害无辜老百姓的,不就是这些人吗?”

  担任翻译的金源后来在回忆录《奇缘》中写道:战犯们在指定座席后,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挨着询问有无病号。战犯们谁也不开口,但医生们很快发现一些患病的战犯,并给他们打针吃药进行简单治疗。

  每个战犯发了一斤面包,两个咸鸭蛋等。战犯们狼吞虎咽,很快吃光。晚餐是每个人一大碗大米饭,炒猪肉、炒鸡蛋和一碗汤,不够可以添。金源随口问:“一定很饿了吧!”一名战犯回答:“5年来第一次吃这样好的饭菜!”

  抚顺典狱关住建造者

  对这座修葺一新的监狱,大村忍记忆深刻,这里关押过的都是抗日的“政治犯”。

  绿皮车上的日本人,并不知道列车驶向何处。7月21日,凌晨3点,天未亮,列车停了。有人掀起窗户上的报纸,看到站牌。

  “我们是要在这儿做苦役吧?”

  早先,苏联人为了安抚他们,称此行是路经中国,全部遣送回日本。

  战犯们集体下车,随后被大卡车押送到一座连着高墙的大铁门前,被分配到一个个监舍里。

  天亮了,穿透窗户的阳光,将铁栅栏的影子投在铺位上。他们察觉到,墙壁上贴着《管理条例》,最后一行的落款是“抚顺战犯管理所”。各监舍立刻骚动起来。有人把通告撕下,用脚狠狠地踩。

  被称为战犯,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。此前,他们一直以战俘自居,因为战俘无关犯罪,战争结束就应被释放。

  对这969人,苏联的定性是“犯有反对中国人民的重大罪行”者。中方干部回忆,苏联人在移交时还叮嘱:“这些战犯都是极端反动、顽固不化的坏蛋,是不可教化的一群恶棍,只有杀掉。”

  这份名单,包括侵华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、藤田茂、佐佐真之助,伪满洲国总务长官武部六藏、次长古海忠之等。巧合的是,一个叫大村忍的,当过10年的抚顺典狱长,而抚顺典狱,就是如今的抚顺战犯管理所。

  典狱是日伪时期的旧称。1936年,关东军开始修建这座监狱,1937年6月竣工交付使用。原有建筑面积6600平方米,有1/3以上被用做刑讯室,仅刑具库就有100多平米,此外还设绞刑室、试验室、镇静间等。

  接收战犯前,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投入近40万元,改建抚顺典狱。新建了礼堂、医务室,彻底清除了刑具和刑讯室,处决犯人的刑场也被改建成运动场,过去用来折磨犯人的镇静间,也变成了理发室和浴室,还专门开辟了图书室和电影放映室。

  对这座修葺一新的监狱,大村忍记忆深刻,这里关押过的都是抗日的“政治犯”。战犯管理所旧址保存着他的笔录:“我曾亲自审问,加以拷问,方法是戴手铐脚镣、用竹刀打……1945年6月到8月,病死五六名,当处理尸体时,没有将部下监督好,埋得很浅,尸体被狗拉出……”

  日本人建造的监狱,最终用来关押日本战犯,甚至原来的狱长。这像历史开的一个玩笑。

  仇人还是战犯

  孙明斋向全员转述周恩来的话:“20年过后再来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,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。”

  起初,969人没有一个承认战犯身份,他们坚称自己是战俘。管理所工作人员则纠结于:这些日本人是仇人,还是战犯?

  管理所第一任所长孙明斋是老革命,老家在山东海阳。孙明斋在回忆文章里坦承,最初连他都抵触。他回忆日军扫荡家乡的惨状:房子被烧、东西被抢、乡亲被杀、舅舅被日本狼狗咬死。“当年穷凶极恶的强盗,如今竟让我负责管理,我该怎样对待他们呢?”这是他的心结。

  东北公安部的部长汪金祥借鲁迅的话开导他:“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管理教育日本战犯,前人没有先例,今人没有样板。党既已把改造这批战犯的任务交给了我们。那就是说,党相信我们会把这批战犯管理教育好。”

  孙明斋走马上任。但下属并没有这么快想通。赵毓英记得,看守班长王兴情绪很大。王兴10岁时,亲眼看到日军残杀7个亲人。如今仇人变囚徒,上级不但要求不能打,还要求谈话要和蔼,王兴气得浑身哆嗦倒在床上大哭。

  为此,孙明斋向全员转述周恩来的话:“20年过后再来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,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。”

  孙明斋还要和战犯交锋。一天,原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找到孙明斋,称他们都是战俘,中日战争已结束,战俘应全部释放。

  “这里没有战俘,只有战犯。你还是这些战犯中罪行严重的主谋之一。”孙明斋把他呛了回去。

  藤田茂走了,又来了一名战犯。他称中方是战后新成立的国家,无权关押他们,“违反国际法”。

  孙明斋指令对这名战犯单独关押,责令做深刻检查。7天后,他在扩音器前,向全体战犯念他写到第4稿的检讨书,承认自己在部队时屠杀过许多中国人,是战争罪犯,并表示今后重新做人。

  对照《国际军事法庭宪章》,关押在抚顺的战犯,属于乙级和丙级。为了让战犯心服口服,管理所组织他们学习国际法。数轮交锋下来,一些人开始反思过去。

  诉苦运动派上用场

  战犯学习小组让一些出身贫寒的战犯发言讲述家史,很多人因此涕泪交加。

  统计显示,969名战犯中,将官约20人,校佐级有220名左右。其余700余人曾是警察、宪兵、特务等,为校佐级以下。

  翻译吴浩然回忆,当时摸底调查发现,700余名校级以下战犯,90%以上出身劳苦家庭,文化程度多为高小,被俘时年龄在20到30岁,信奉武士道精神,对于罪行,均以“奉命行事”推脱。

  1950年底,受朝鲜战局影响,战犯管理所迁到哈尔滨。吴浩然随其中500余名校佐级以下战犯,住在哈市以北的呼兰县监狱。根据上级指示,管教员在呼兰县监狱组织起战犯自学小组,吴浩然称,当时的宗旨是不搞强迫命令和硬性灌输。他们把战犯中有学习愿望的80余人组织起来,分成6个小组,各组选出小组长。

  学习资料主要是日文版的列宁著作《帝国主义论》,及日共编写的一些文章。有的战犯在讨论中说,日本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,以至后来发动侵华战争,这一历史发展过程,同列宁分析的一样。他们开始认识到,所受的军国主义教育是一种欺骗。

  1951年3月,战犯全部迁回抚顺。管理所把80余名“进步”战犯分配到各监所,系统组织反军国主义教育。学习小组很快得到壮大,后来还成立战犯学习委员会。

  中共在土改时的“法宝”——诉苦运动派上用场。战犯学习小组让一些出身贫寒的战犯发言讲述家史,很多人因此涕泪交加。

  学习小组还让战犯“对比两种制度下的监狱”。当年的日伪警察、宪兵、特务、狱吏,都被选为发言人。

  大村忍感触尤深:“过去,这里是关押中国爱国志士的地方。那时这里只能听到拷打声、镣铐声和惨叫声,这里又脏又臭,囚犯每天只能得到一小碗高粱米,还要终日服劳役。我们现在吃着大米白面和鸡鸭鱼肉······我们现在住在这里,人格受到尊重,当局不打不骂,还处处关心我们的健康。真是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,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监狱。”

  700余名校级以下战犯纷纷悔罪。很多战犯还揭发其同僚和上司的罪行。这为最高检察院开展侦讯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。

  超常人道主义待遇

  战犯每人每天的菜金最低0.42元,最高1.54元。当年最好的东北大米,1斤才1毛钱,猪肉1斤才3毛钱。

  赵毓英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呆了9年。回忆那段经历,她说得最多的一个词,是“人道主义”。

  人道主义待遇,甚至超常的待遇,首先体现在饮食上。入所之初,战犯的伙食与管理人员平等,都是粗粮。但战犯不领情,有的把饭菜倒到马桶里,甚至闹到绝食。情况上报后,东北公安部传来周恩来的指示,战犯按将官、校佐、尉官以下分成3级,按小中大灶3种待遇,战犯每人每天的菜金最低0.42元,最高1.54元。“这是什么概念?”赵毓英类比说,“当年最好的东北大米,1斤才1毛钱,猪肉1斤才3毛钱。”

  她当时身兼营养护士,负责给战犯调配食谱。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炊事员高震负责采购。看到她开的菜单,高震气愤不已:“是谁出的这些馊主意?开单子也不看看季节,三九天哪儿有西红柿。指名要河鲫鱼,渔民要知道是给日本人买的,非把我当汉奸揍一顿。”但抱怨归抱怨,政策还得执行。

  人道主义还体现在医护上。战犯最初到达抚顺时,有一半患有高血压,一些官阶较高年纪也较大的,还患动脉硬化、冠心病、肺气肿等病症,有的患有性病和因性病引起的梅毒性心脏病,有的患肺结核、风湿病症、末梢神经炎等。

  对此,管理所组织针对性的治疗,定期体检,督促战犯们运动、讲卫生。

  赵毓英印象深刻的是,医务室曾治愈患精神病的战犯渡部信一。渡部在1954年秋天突然发病,不饮不食,终日烦躁,时哭时笑,时而祈祷跪拜。

  “为了治愈他,我们不知想了多少办法。当时采用休克疗法,每次他一休克,我们就守护在旁等他醒来,为他拭去汗水,换去被汗浸透的衣服,以免他着凉。”坚持十个多月,渡部终于康复。

  战犯管理所旧址,至今保存一张武部六藏睡过的特殊病床。床上安装了一块可以活动的挡板,防止他摔下。

  赵毓英回忆,1952年的一天,武部突发脑血栓,嘴歪眼斜,半身瘫痪。医务室全力抢救,使他免于一死。病情缓解后,领导派女护理员焦桂珍环伺左右。

  焦桂珍一天数次给他翻身,用酒精和滑石粉擦拭全身,按摩压迫部位。武部在病床上躺了4年,在她精心护理下,养得红光满面。60多岁的他后来认罪,赞扬30多岁的焦桂珍“像母亲一样”照顾他。

  这批战犯素有“文看武部、武看藤田”一说。两个意见领袖最后都认了罪。

  同样的感化教育,也在太原战犯管理所同时进行。这里关押的日本战犯有140多人,二战期间被中国俘获。

  战犯的悔罪,为军事审判奠定基础。

  所有战犯全部认罪

  周恩来专门指示:“对日本战犯的处理,不判处一个死刑,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,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。

  1954年3月,在中央的指示下,最高检抽调审讯员、翻译、书记员组成工作团,分赴抚顺、太原等地,准备诉前工作。

  1955年,周恩来专门指示:“对日本战犯的处理,不判处一个死刑,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,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。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,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。”

  两地一千多名战犯,起诉名单经过一再精减,最终决定起诉的只有45人。所有被告人均配备律师。

  45名战犯分两类:一类是职位高罪行严重者,另一类是职位虽低,但罪行特别严重者。这45人分3批,在沈阳、太原分别起诉。

  1956年6月9日,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开庭,第一个受审的是藤田茂。藤田茂在后来写的《回忆军事审判》忆及:将他当联队长、旅团长、师团长的罪状列了7项,军事上的罪行几乎没列,最大的问题是残害和奴役居民、破坏和焚烧房屋,掠夺粮食和牲畜,强奸妇女,杀害俘虏。

  “我当中将师团长时进行过秀岭一号作战。起诉书上说,仅此一战,我便杀害了86名俘虏。我明白,仅此一项,即可判我死刑。”

  起诉书还提及,藤田茂在当联队长时,指挥对山东省安邑县的一个村庄进行扫荡,全村男女老少140多名被杀,全部推进井里。

  出庭作证的证人多达26个。其中一个是62岁的张葡萄。“他们全家都被杀害,只剩她一人。老妇人越说越激动,说得浑身发抖,满脸的汗水、泪水和口水,白发倒竖起来……我实在站不住了。难过、痛苦、肝肠寸断,发自内心地苛责自己,心想随您踢吧,咬吧,打翻在地吧。”

  “审判长问我:被告对于证人的指控怎么想?我觉得无懈可击,便说:完全属实,我的确做了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。”

  6月19日,判决书下达,意料之中的死刑没有听到。藤田茂只判了18年,折去在苏联、中国关押的11年,刑期只剩7年。

  中国政府的宽大处理,令藤田茂万分感动。听完判决后,他当庭认罪说:“按我的罪行,杀一万个藤田茂也是应该的。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把我变成了吃人的野兽,使我的前半生犯下了滔天罪行,中国政府教育我认识了真理,给了我新的生命。我在庄严的中国人民的正义法庭上宣誓,坚决把我的余生,贡献给反战和平事业。”

  沈阳、太原两地法庭的判决显示:45名战犯中,刑期最低的8年,最高的20年。45名战犯,全部在抚顺服刑,太原战犯管理所随之撤销。

  在此前的东京审判上,28名日本甲级战犯百般抵赖,企图逃脱法律的严惩。中国法庭上则出现罕见的情景:所有战犯无一否认罪行,无一要求赦免,相反都是痛哭流涕,鞠躬或下跪向中国人民请求严惩。

  古海忠之获刑18年,他说:“我在中国犯下了人类所不能允许的滔天罪行,请求中国人民对我处以死刑,以此教育日本的后一代。”

  罪行累累的铃木启久获刑20年,他在最后陈述时痛哭:“我表示衷心谢罪……我将牢牢记住中国人民对我的宽大待遇。我坚决保证要彻底改正自己过去的错误,重新做人。”

  中归联和继承者

  如今,3个20年已经过去,历史与和平问题,仍是中日关系的焦点。

  根据最高检察院的决定,除了45名判刑的战犯,免予起诉的其他1000多名日本战犯,分3批释放回国。

  1956年6月29日,第一批战犯335人在天津塘沽港登上客轮兴丸号,于7月3日抵达日本鹤舞港。他们遇到两件麻烦事:日本政府要向他们发放每人1万日元的“撤侨津贴”,警方向每人分发一套“大日本帝国时代”军服和军靴。对此,归国者们强烈反应,抗议并拒绝接受。

  第二批战犯328人和第三批354人,分别于1956年7月18日和8月21日释放。1956年11月,东京的归国战犯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(简称中归联),总部设在东京,各地成立支部。1957年,中归联会员合著的《三光——烧光、杀光、抢光》一书出版,在日本社会引发极大反响,此书经过增补修订,改名为《侵略——在中国的日本战犯的自白》,被读者赞为良知之书。

  1957年8月至9月,藤田茂等8名服刑战犯提前释放。至1964年4月,所有日本战犯全部获释。

  1958年4月24日,藤田茂等8人踏上归途。登陆鹤舞港时,记者问有何打算,藤田茂指着胸前的日中友好协会徽章说:“今后干些什么,要等安顿下来再说。但这件事,我要拼命去做!”

  两年后,1960年10月,在中归联第二届全国大会上,藤田茂被推选为会长,此后他连任数届。中归联发起寻找赴日中国劳工遗骨活动。藤田茂6次率团,护送劳工遗骨回葬中国。

  藤田茂,之后成为日本和平人士的旗帜人物。他带领会员奔赴各地演讲,劝诫民众反省战争。1980年,91岁的藤田茂去世时,身上穿着1972年周恩来赠送给他的中山装。

  为铭记历史,1988年,中归联集资22万元人民币,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竖起“抗日殉难烈士纪念碑”。

  在战犯管理所旧址,菜园的篱笆上爬满牵牛花。赵毓英说,当年,翻译吴浩然在战犯副岛进回国时,送给他一把牵牛花籽,让他“下次你再来中国时,捧着鲜花来,不要再拿武器了。”副岛进将花籽带回国后,种在庭院里。副岛进去世后,他的夫人采集花籽,回赠管理所。

  随着步入老年,绝大多数中归联会员先后离世,这个组织于2002年解散。解散当天,由中归联会员后代及致力中日友好的日本青年发起“抚顺奇迹继承会”,继续记录侵华战争证词。

  2013年9月,83岁的赵毓英受日本大地合唱团邀请,重访交接战犯之地绥芬河。

  当年的绥芬河小镇,已变成14万余人口的绥芬河市。只有绥芬河站,还是当年的老样子。赵毓英想起两个14年:一段是日本侵华岁月(1931-1945),一段是改造战犯岁月(1950-1964)。她也想起周恩来的话:“20年过后再来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,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。”

  如今,3个20年已经过去,历史与和平问题,仍是中日关系的焦点。

  文中部分史实,援引自《从人到鬼从鬼到人》(袁韶莹、杨瑰珍著)、《我们在中国做了些什么》(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)、《奇缘》(金源著)、《震撼世界的奇迹》(抚顺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)等,特此说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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